◎ 徐光惠

　　在我十岁那年冬天，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。鹅毛片似的飞雪从天而降，无声地飘了整整一夜。

　　清晨，雪小了些，但仍没停的意思。推开门，天地白茫茫一片，房顶上、树枝上、院子里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母亲老早就起床生火，熬了一大锅热乎乎的红薯粥，年迈的奶奶提着刚生起炭火的烘笼，倚在堂屋门口，咧着掉光了牙的嘴直乐，孩子们兴奋地在雪地里疯跑、打雪仗，清脆的欢叫声震落了树枝上的雪。

　　喝了一碗热乎乎的红薯粥，全身顿时暖和了许多。母亲拿着笤帚来到院子里扫雪，突然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倒在地，结果把腰给扭伤了，痛得很厉害，只能躺在床上，翻身都困难。傍晚时，母亲又发起烧来，瘦削的脸庞烧得滚烫。奶奶急得不行，赶紧找电话告诉了父亲。

　　父亲在离家十三公里外的小镇当养路工人，因交通不便，一天仅有一班车，父亲一星期或半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每天扛着铁铲、锄头修补公路上的坑坑凼凼，铲泥沙、通水沟，又脏又累，但父亲工作一贯兢兢业业，回到家还挑水、劈柴，从没喊过累。

　　父亲听了非常担心，他恨不能马上飞到母亲身边，但此时班车已经没有了，父亲决定步行回家。天色已晚，不能再耽搁，父亲随即戴上帽子，穿上翻毛鞋，裹紧身上的棉大衣，揣上半瓶二锅头上了路。

　　夹壁墙屋子里，昏暗的灯火摇曳。听说父亲要回来，母亲就靠在床头等，不时听着门外的动静。她的烧一直没退，迷迷糊糊的，半眯着眼不肯睡。

　　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，直往衣领里钻，雪花在寒风中恣意飘舞。远山近树一片苍茫，除了雪，见不到一丝杂色。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“嘎吱”声，风裹着雪花像刀一样割在脸上，生生地痛。天很快被黑色幕布笼罩，天地间漆黑、沉寂。雪地湿滑，路上尽是坑坑洼洼、坡坡坎坎，借着手电筒发出的一点微光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艰难跋涉。

　　雪，越下越大，越来越密，湿漉漉、沉甸甸的。父亲的脚步变得愈发沉重，跌倒了爬起来，又跌倒又爬起来。累了，就停下喘口气继续走，冷得实在熬不住了，就喝一口二锅头提提神，他甚至不敢坐下休息片刻，他怕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。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风雪再大，无论这路多难走，都不能阻挡他回家。

　　转过最后一个弯，穿过一片水田，父亲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。远远地，路边人家窗户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，终于快到家了！父亲来了精神，不由加快了脚步连走带跑，朝着家里的灯光奔去。

　　“咚咚咚、咚咚”，深夜十一点半，父亲的敲门声终于响起。十三公里的路程，父亲在雪地里艰难行走了整整五个半小时，才回到了他深深牵挂的家。

　　打开门，寒风猛地朝屋子里灌，父亲满身雪花站在门口，一脸疲惫，浓黑的眉毛上也挂着一片晶莹的雪花。

　　“孩子妈，吃药了吗？好点没有？”父亲来不及抖落身上的雪花，几大步来到母亲床前，拉住母亲的手。

　　“孩子爸，你回来干啥呀？二十几里地儿，就这样走回来的？一定累坏了吧？”看着父亲脚下湿淋淋的一滩泥水，母亲的脸上，早已是泪雨纷飞。

　　“路滑不好走，等急了吧？”父亲眼里流露出焦虑和无尽的温柔。

　　“孩子爸，真是难为你了，快坐下歇歇吧。”母亲说。

　　夜里，为了让母亲的烧尽快退下来，父亲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将毛巾用冷水打湿后放在母亲的额头和手腕，间隔一会儿又换一次，还用白酒擦在母亲的手心和脚心进行降温。

　　“孩子爸，不用管我，你快去睡吧。”母亲痛得难受睡不着，却又心痛父亲跟着她受罪。

　　“没事儿，我陪你说说话呵。”父亲说啥也不肯去睡，有一搭无一搭和母亲说着话。不知不觉，天就亮了。那一夜，父亲守在母亲床前寸步不离，整整一夜没有合眼。

　　窗外，天寒地冻，雪花，依旧纷纷扬扬。屋子里，父亲和母亲执手相望，温润如春。

　　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