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 刘友洪

　　我的老家有一眼极其普通毫不起眼的老井，但它却是我们的宝贝，全家人身上都流淌着老井的血液。今天，我就来讲讲老井的故事。

　　我的老家紧邻大凉山麓，那里是四川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。尽管那里山高水长，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了诸多不便，比如我童年时候的饮水，就是个问题。

　　老家的房屋建在一片坡地上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刚出生时，我的父辈们在那坡地上平了块台地，在上面立了房子。之所以在那坡地上立房子，是因为那坡脚下，有一眼泉水，终年不枯。那个年代，择屋基首先得解决水源问题。于是父亲决定，房子就建那里。

　　那个地方叫垮山。

　　房子建好了，父亲就开始修水井。靠土坎的一边是泉水淌出的地方，得留着，其余三面则用石头垒砌，还用泥巴塞满石缝。老井一经使用，就从未偷过懒，曾经有几次大旱，老家其它井都枯了，唯独老井的水还不知疲倦地冒着，乡亲们就到我家来分水吃。

　　老井是朴实和无私的。它毫不吝啬地捧出自己清冽的甘泉，不求半点回报。老井似山里人的性格，也如我的父母。

　　老井不大，仅半米见方，盛满水能挑三五担。我的老家吃水全是靠挑的。我十一二岁开始，每天早上的第一堂功课就是挑水，之后才摸着发痛的肩膀出门去上学。不是父母不疼爱我，那时还没实行土地承包，父亲在一矿上做工，母亲一大早要出门去挣工分。农村孩子有的是力气，挑水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这个排行老大的身上。

　　我的父母育有四个男孩。在那个以工分糊口的年代，要养活四张嘴巴，谈何容易！弟弟们穿的衣服，大都是捡哥哥穿过的，因此那衣服常常让母亲在煤油灯下补了又补。我们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到井台上去洗，老井似乎也发出了无声的叹息。我是老大，自然没有哥哥衣服可捡，只好穿父亲在矿上的劳动服，乡亲们都戏称我长大后是“打煤炭”的。如果逢年过节能添件新衣，哪怕买双新袜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

　　其实我们这点苦，比起父母的艰辛来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我的父母为这个家孜孜不倦，默默奉献，倾情付出。父亲到一个煤矿做工，母亲就在生产队挣工分。由于我家人口多但劳动力少，每年都是“倒差户”，生产队年终分完粮食，父亲得拿上挣的大部分钱，去补给生产队。

　　那时我的父亲在矿上过得十分艰苦。父亲不识字，只能做些井下的粗活、重活，当然工资也很低。父亲省吃俭用，最大限度地把钱节约下来拿回家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在矿上几乎没吃过一顿肉，很多时候是就着从家里带去的咸菜吃点“汤泡饭”。父亲很爱我们，他每次回家没钱给我们买零食，就用饭票给我们换矿上食堂的馒头，又白又大的那种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饭量也越来越大，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吃，父亲就拼命工作，多挣钱买高价粮。有一次加班，父亲因疲劳过度，头晕导致受伤，右脚小腿骨折了。还有一次，煤井垮方，父亲躲避不及，把自己埋在了坑道里，肋骨被打断了三根，万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。父亲在煤矿上干了二十多年，受过三次伤，有两次差点连命都丢了。父亲为了我们，无怨无悔。

　　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。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在生产队长的吆喝声中出工了，妇女那时被称为“半劳动”，劳动一天的工分只相当于“全劳动”（男人）的三分之二。母亲为了多挣工分，只要有机会，她总是争着去干“全劳动”做的活儿。遇上计件的活，母亲就不停歇地做。母亲有胃病，就是那时饱一顿饿一顿落下的。

　　实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，日子才迎来了转机。那是在1983年，我家第一次不用买高价粮或者借粮食吃也能度过青黄不接的六月了。后来，家里开始有了余粮，能喂年猪了。再后来，家里有了余钱，有了存款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父母将那土屋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。此时我们再到井台上去挑水洗衣，看着老井，都觉得它在为我家生活的改变而开心地笑呢。

　　真正彻底解决吃水问题，是在本世纪初。国家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，投入了大量资金。我的老家就是用管道，把大面沟的溪水引到垮山，再修水池进行过滤、沉淀，然后通到每家每户。现在只要一打开水龙头，自来水就哗哗哗地流。

　　自此，老家挑水吃的历史就结束了。

　　如今，我的父母依然把那口老井留着。由于不常使用，老井的井沿上已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，井壁上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覆盖着，更显其沧桑与朴素。

　　我懂得父母的心思——这口已经五十多年的老井，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记录着一户普通的山村农家的苦与甜。

　　(作者单位：四川省眉山市政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