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欧阳婵

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遥远的广东任教，直到我五岁那年才调动回川。上过一年中专的母亲，则回到农村成为一名代课老师。

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们的思想守旧，家长制是横贯那个年代的家庭模式。父亲偏爱成绩好的学生，他把这个“职业特质”也潜移默化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姐姐排行老大，她小学阶段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可到了中学，学习优势日趋下降。初二那年，教室玻璃窗垮塌，砸伤了姐姐的脑袋，缝了十几针，休学一个多月，至此，她的成绩一落千丈。在姐姐的成长中，我未曾听过父亲只言片语的鼓励和赞赏。父亲常常将家里孩子多就业难而日积月累的焦虑，化为对姐姐的语言攻击。有一年初春，一家人围着圆桌就餐，姐姐坐的位置正对窗外一棵嫩芽吐蕊的大树，她欣喜地说：“春天到了，树叶都开始发绿了！”就是这句话，竟惹得父亲好一顿数落：“你一天尽说废话！春天叶子难道不变绿？好好把这些心思用在学习上！”姐姐的嘴角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坐在旁边的我，仿佛感觉到，姐姐碗里的米粒，都化为万般委屈，被她一粒粒吞进肚里。一直在这样不被赏识的环境下长大的姐姐，性情内向软弱，非常缺乏自信。

几年的高中生涯，对于姐姐来说，应该是特别难熬的。姐姐偏爱文科，喜欢写作，高中时还在《星星》诗刊发表过小诗。可在那个时代，在我家所处的那个环境，姐姐只有一条出路——考大学。而数学却让她高考连连失利，最终成了无情阻断姐姐通向象牙塔的绊脚石。

那一年，姐姐再度高考落榜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家里弥漫的深深的压抑和浓浓的“硝烟”。母亲骂父亲迂腐窝囊，断送了姐姐的前程。因为，那时候预考上线的名额是分配到校的，只有预考上了线，才具有上大学预科班的资格。据说有几名高考前突然空降到学校的同学，平时成绩远远不如姐姐，却意外地上了线。母亲不服，要求查卷，父亲则严厉制止。父母天天为此争吵，姐姐苦不堪言，常常伫立窗前，眼神迷离，我的心也一天天沉重起来。

我的化学老师徐老师宿舍离我家很近，他劝说我父母：“你们家里还有一个孩子马上参加中考，再吵下去，她也会受影响。”父母这才缓过神来，他们的小女儿还要参加中考！争吵暂停。

姐姐逃避到同学家，住了半月才回来。她十分冷静地对父母说：“我再也不想复读了，你们把我送走吧！走得越远越好。”我从她冰冷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决绝，一种强烈地想要挣脱压抑和束缚的决绝，一种内心对家对父母失望透顶的决绝，一种要斩断碾碎自己所有梦想的决绝。那一刻的姐姐，是陌生的。一个日常温顺柔弱的女子，瞬间对什么都不以为然不再惧怕，内心是潜藏着巨大的悲凉的。

后来，父亲在湖北沙市一个棉纺厂给姐姐谋了个职。姐姐用她人生第一次作出的重大决定——远走他乡，悲哀地结束了自己十几年的寒窗生涯。就在那个夏天，我初次与叫做“命运”的东西相识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和无奈。我无从知晓，姐姐的决定，究竟是对生活的抗争还是妥协……

父母带着姐姐去沙市，一路颠簸，经七八小时的车程，才抵达万州。为了节省开支，只购买了两张硬卧和一张只有上船资格、没有固定位置的散席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段，三人相互推辞，都不肯上床去睡。最后，父亲以强硬的态度，安排姐姐和母亲去睡觉。

清晨，姐姐被冰凉的风惊醒。她发现破旧的船舱门有一丝缝隙，风正是从这灌进来的。父亲背靠门缝，坐在床沿，两只手交叉在胸前，睡着了。姐姐轻手轻脚下了床，开了门。江面雾蒙蒙的，斜风细雨，前路茫茫，这一切似乎加重了姐姐内心的悲凉。当她返回船舱打开门的一刹那，清晰地看见了父亲完全湿透的背。为了让她安然入睡，父亲竟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门缝，就这样生生地坐了一夜！姐姐呆呆地望着父亲的背影，生活的重负已然让他过早地迈向衰老，几近花白的头发在凉风中簌簌抖动。那发丝仿佛一根根刺，让她的心阵阵地疼。姐姐掩上门，朝船头疾步而行。她脑中一片空白，眼前闪现的，唯有父亲湿透的背和满头白发。

一次顿悟，往往生于刹那。一种关系的逆转，往往出于一次偶然。姐姐和父亲的第一次旅程，让她得以了解父亲的坎坷经历和成长背景，使她能够站在亲情之外的视角，解读父亲多年来对她的冷漠和苛刻，最终让她的心冰雪消融。

姐姐离家两年之后，父亲突发脑溢血，倒在他挚爱的三尺讲台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次具有逃离性质的旅程，于姐姐的意义是重大的，犹如上苍赐予她的一次心灵救赎，让她走出了爱的荒原。亲情的疏离，是致命的切肤之痛啊！

父亲去世后，姐姐回到家乡，当上了代课老师。两年后通过全县的统一考试，进入教师进修学校，延续了父亲的职业，也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未成年犯管教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