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 牟伦祥

1987年，我21岁，在乡政府任民政干事。

这年8月，酷热难当，即便是早上，太阳一露脸，地面就像着了火。某天下午3时，有村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乡政府：“公路坳坳有一个外地女子受伤了，正大声呻吟……”

乡长一听，让我立马骑上自行车赶往事发地。

公路为碎石路面，单行道，是乡政府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，平常鲜有车辆通行。户外，热浪扑面，汗水横流，我蹬着自行车费力前行。

现场一堆人围住伤者，有的为她遮阴，有的给她喂水，有的问她住址。

“让一下！”我拨开人群。只见伤者40来岁，穿着破烂，坐在地上大声哀嚎，她右小腿有一尺多长口子，流出的血已凝固。我问她基本情况，一口外地方言，根本听不懂。

救人要紧！我急忙问周围群众：“哪两个去做个担架来，往区卫生院抬，乡政府给报酬。”那时没有手机，无法请示乡长，我自作主张。群众对政府非常信任，很快，有两名三十多岁的民工用竹子做了一副简易担架，抬着伤者往区卫生院赶。

距离区卫生院不远，四公里路。此时的阳光，像一把利剑，无情地刺向大地。我们赶到区卫生院时，早已汗流浃背。

区卫生院领导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，立即组织医生对伤者进行检查，发现伤者右脚粉碎性骨折，腹内有伤。医生对骨折地方进行复位、对伤口进行包扎后，建议转到县人民医院救治，因为该院医疗设备简陋，无法确诊内伤。

时间已是傍晚7点，要去也只能是第二天了。我没料到事情有这么复杂。两个民工听说后坚决不干，甚至不要报酬也要回家。我说好说歹，总算把他俩留了下来。当晚，我自掏腰包请伤者、民工吃饭，然后坐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在汗水、蚊子的陪伴下，熬到天明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空碧蓝如洗，趁红日还未爬上山，我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边拦客车，民工则借用医院担架，抬着伤者紧跟其后。好不容易拦下客车后，座位已满，只好把伤者安放在过道上，我们在过道两端站着。那时客车没有空调，车上人多货多，臭烘烘的，车窗外时不时卷进一股尘埃，让人灰头土脸、心烦意乱。

一路上，伤者呻吟不止，每当车子颠簸一下，更是嚎叫不绝，我只好低声安慰。有乘客忍不住了，以为伤者是我亲属，说些阴阳怪气的风凉话。民工俩见状打抱不平，对那乘客说：“这是我们乡政府的干部，与伤者非亲非故，都是做好事的。”听罢，刚才喋喋不休的乘客不再言语了。

客车缓慢行驶着，经山梁、穿河谷、过轮渡，终于到达目的地。我们下车后几经周转，到县人民医院已是上午11时了。因事发突然，我既没能开具单位介绍信，又没带多余的钱，伤者入不了医院。我反复跟医院交涉，收效甚微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我想到了县民政局范局长曾讲过遇到这种事情该如何处置。于是，我让两位民工在医院门口看守伤者，自己风急火燎赶往民政局。

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直接找到范局长办公室，讲清事情来龙去脉后希望得到帮助。范局长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转业干部，听完我的讲述后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马上返回医院，救人要紧，我现在给院长打电话。”当我回到医院时，伤者已抬进了急诊室。完善住院手续后，我们准备回家，这时才发现，当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已经开走了。

为节约钱，我们决定找一家小旅馆住宿。那时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介绍信，服务员说什么也不让住。我翻遍全身，找出伤者入院证明，再说了一大堆好话，服务员才让我们三人在一个二十多人的房间住了一宿。是夜，由于劳累疲乏，我睡得很沉。

回来之后，我向派出所报案，因那年代侦查水平有限，此案侦而未破。再后来，伤者家属从安徽找了过来，为民政局张贴了一张感谢信。

当年底，在全县民政工作总结大会上，范局长对我的行为进行了大力表扬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）